採訪撰文/張慧慧
攝影/汪正翔
想像一個沒有紫斑蝶的臺灣,會很困難嗎?
面積3.6萬平方公里,僅日本十分之一的臺灣,因地理條件獨特,造就豐富複雜的蝶相。根據統計,臺灣本島目前有近四百種的蝴蝶,在戰後的六〇年代,全臺有數萬人靠蝴蝶加工業維生,在國際間闖出「蝴蝶王國」的稱號。
其中,龐大的紫斑蝶家族在王國中不算特別,「我以前說紫斑蝶是垃圾蝴蝶啊!」導演詹家龍說,紫斑蝶分佈全臺且數量最多,讓年少時期只追著稀罕蝴蝶跑的他不把紫斑蝶看在眼裡,卻沒想過那曾目睹五十萬隻蝶棲息的高雄茂林紫蝶幽谷,會在千禧年前被剷平為停車場。他回憶中,「將空氣都染成紫色」的紫斑蝶一只也不剩了。那一刻的驚慌,推動詹家龍展開日後的旅程。
「從我講『垃圾蝴蝶』這句話開始到現在,我都在保育紫斑蝶,這是莫非定律。」這二十年來,詹家龍不只投入保育、推動生物廊道計畫,亦執起導演筒,花五年追蝶,透過高速攝影機拍攝,交出《消失的紫斑蝶》(2023),除了募資讓影片進院線,也拉企業贊助跑校園,讓臺灣人重新看見自己土地的生命與困境。
圓翅紫斑蝶,《消失的紫斑蝶》劇照(牽猴子提供)
詹家龍畢業於中興大學昆蟲系、臺灣大學昆蟲學研究所,畢業後先後在《自由時報》、《民生報》(屬聯合報系,2006年停刊)當記者,後來辭職進部落研究、保育紫斑蝶,並推動多項行動,貫穿他生命的中軸是蝴蝶。按他的「官方說法」,一切的開始是童年時姑姑送的《臺灣的蝴蝶世界》圖鑑,他因此成為研究者、保育者與導演。他打趣地形容:「這是必然的事情,你可以講『蝴蝶效應』。」
那非官方說法呢?「那是早就已經決定的事情,是量子糾纏。先有結果才有過程,才回來找原因——但這是在找藉口,來合理化行為。」講話很慢的詹家龍面對這顯然已回答無數次的問題,長篇大論了起來,「對我來講,去做屬於自己天賦的事情,就是一個很自由的、勇敢的人。可是在臺灣,卻是傻瓜精神,是癡人。」
他的天賦在三重老家旁的一塊草坡養成,「住在都市裡,蝴蝶偶爾飛過來,覺得好珍惜啊。會覺得:哇!今天又出現一隻!」為了尋找更多蝴蝶,少年詹家龍會騎一輛高出他身高許多的老鐵馬,一路站著踩踏輪到八里,如今他的「路野生態影像有限公司」所在地,當時仍是一整片的海岸森林,蝴蝶漫天飛舞。但在資訊相對缺乏的七〇年代,一個孩子怎麼知道要騎少說一小時的車來八里?「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你就自己會去想辦法。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當他以記者身份在1999年重返茂林,驚覺高中時期所見的紫蝶幽谷消失了,隔年便辭去工作,進入當地魯凱部落進行保育。他學族語、跟族人博感情,從一名研究者、報導者,成為行動者。
就是這樣,他在2005年發起紫斑蝶標放,並被蝶會延攬與農委會一起號召義工,推動全國的紫斑蝶標放,尋找蝶道,進而在紫斑蝶遷徙路線中,帶動高速公路工程局的「國道讓蝶道」計畫,大幅降低紫斑蝶被路殺的機率,成為國際注目焦點。
就是這樣,他拿起攝影機拍攝他用心費力維護的生命,透過《消失的紫斑蝶》,我們才知道紫斑蝶的蝶道路阻且長。
大英博物館出版《蝴蝶》(Butterflies,2000),列名世界兩大越冬蝶谷:一是墨西哥的帝王蝶谷,另一個就是臺灣的紫蝶幽谷。在臺灣,每年蝶群集體南飛避冬,主要分布在屏東大武山周邊大大小小的蝶谷,清明節前後蝶群會經高速公路北返。除了路殺危機,更多是因都市開發與全球暖化,讓蝶群數量日益減少,《消失的紫斑蝶》也提到,臺灣有四種常見的紫斑蝶,其中,「大紫斑蝶」已於六〇年代絕跡。
但要如何讓影像後的真實世界觸碰人心?任何災難的揭露,若只是用科學數據、奇觀影像號召倫理、道德訴求,無法喚起觀者共感,拍再多都沒有用。
詹家龍舉《我的章魚老師》(My Octopus Teacher,2020)為例,讚美本作是生態紀錄片中「研究者現身說法的極致」。片中透過一名電影工作者探索人與動物的關係,召喚觀者共感,讓許多人觀影後都大呼難以再面對餐桌上的章魚。
有趣的是,《消失的紫斑蝶》並無研究者角色現身,反而以第二人稱的敘事架構,淺顯易懂地呈現了紫斑蝶的一生。這挑戰了臺灣生態紀錄片的悲情傳統,詹家龍試圖用相對輕盈的方式,讓觀者同感周身非人生命的喜悅與困境,「我把紫斑蝶當人,紫斑蝶的一生,也是對應到人生。我希望能拍成像周星馳的電影,讓觀眾很舒服、輕鬆地把一部片看完。像《阿凡達》(Avatar,2009)不講環保,可是它就是環保片,這是我的目標。」
但他也表示,映後有觀眾回饋,這少了逼使思考的力道,「他們認為有悲情才有思考,像周星馳的電影看完就過去了,不會去意識電影背後的涵義。」詹家龍皺起眉頭,認為影像召喚的行動也有極限,「 《看見台灣》(2013)之後,臺灣還是一樣啊,污染沒有消失,浪費沒有減少。」
2023年7月詹家龍前往墾丁護蝶,圖為參與民眾與相關組織成員(詹家龍提供)
採訪前一天,詹家龍剛結束屏東的紫斑蝶遷移調查與舉牌護蝶宣導行程,「這部電影以後,反而是我自己被啟發了,又去墾丁做蝴蝶(的保育工作)。」
2022年,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後稱「墾管處」)委請詹家龍調查紫斑蝶在不同季節的遷移現況,他將墾丁比擬為紫斑蝶的「育嬰房」,這座臺灣最早成立的國家公園,保留了全島最後一片平地森林,「馬鞍山整座山都是紫斑蝶的幼蟲的寄主植物,光是那一座山應該就有至少十萬隻的紫斑蝶。」而初夏正是初孵化的紫斑蝶從南往北到中央山脈,沿途尋找蜜源及避暑的時節,詹家龍曾觀測到最多每分鐘高達1,200多隻的紫斑蝶往北遷移,估計總量達10萬隻。
他在研究報告中指出,在紫斑蝶傷亡最嚴重的台26線省道南灣至核電廠全長約700公尺的路段,「可仿效高雄茂林紫蝶幽谷在紫斑蝶越冬棲地周邊道路設置『小心紫斑蝶減速慢行』警告標語,作為保育宣導之用。」(註)
詹家龍開心地分享,這一回到墾丁,他發現一名住蝶道附近的農莊主人,主動印了標語並設置在路旁提醒沿途駕駛,以降低路殺紫斑蝶機率。這位影像創作者回到他的原點,推動他想看見的改變,「拍這部電影困難的部分還是在於,好像更多人知道了,更多人關心,但要怎麼讓別人來一起參與?還是要我自己再去做一些事情。」他分享,未來也計畫與全臺更多蝴蝶生態農場合作,指導栽種合適幼蟲與蝴蝶的食草與開花植物,打造更適合人類與蝴蝶共同居住的環境。
除了保育、拍攝紫斑蝶,他也拍攝政府單位委託製作的生態紀錄片,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島》(2017)、墾管處《微觀墾丁》三部曲(2020)等。他觀察,現階段在臺灣拍攝紀錄片的優勢,在於觀眾理解世界與認識自己腳底下的土地的強烈渴望,「現在的世界沒有資訊落差,每一件事都是攤在陽光底下,大家就越來越渴望真實的故事,紀錄片就是真實的故事。」
詹家龍分析生態影片的兩大必備要素:一是奇觀,二是教育。但他抗拒後者,「我覺得沒有人看電影想被教育,但這是一種魔咒,教育成分少了,觀眾會覺得不夠。我想突破。」他定位《消失的紫斑蝶》是紀錄片,也是電影,為了說好一個故事,他自廢武功。
例如,他貸款330萬買的超高速攝影機,能以4K畫質、每秒1,000格的速度,放緩蝴蝶的飛行動作。因紫斑蝶拍攝的最大困難處,在於一般攝影機每秒24格的拍攝速度無法捕捉紫斑蝶瞬間即逝的幻紫色,只有超高速攝影機可清楚呈現紫斑蝶翅膀在0.1秒內變化的17種顏色。
《消失的紫斑蝶》以超高速攝影機捕捉紫色蝶翅,圖為小紫斑蝶(牽猴子提供)
他用超高速攝影機捕捉幻色,但並未止步於奇觀式的炫技,「要呈現攝影機、攝影師技術的厲害,我們做得到那種一開始都看不到蝴蝶,然後突然停住,讓蝴蝶一清二楚的鏡頭,但我們拿掉了這些技巧。這也是生態紀錄片跟劇情片的掙扎點,我想把它弄成動物的劇情片,就必須犧牲生態記錄拍攝的習慣。」
「我們做這些事,都是很笨的,為了成就一個故事。」詹家龍說。
說好故事的基本功是情節張力的鋪陳,跌宕的劇情衝突勢不可少,片中鉅細靡遺地拍攝蝴蝶幼蟲成蟲前所遭遇的種種危機,如紫斑蝶天敵寄生蜂破蛹而出,讓觀者驚呼連連,共情同感於肉身之脆弱。另一方面,團隊扛著沉重器材進入自然拍攝,干擾與衝突亦免不了,詹家龍說,他謹守的原則很單純:「沒有一個生物因為你拍攝而受傷、而死亡。」
這是他長年在野外做蝴蝶標放的訓練,「以前認為做研究傷亡難免,可是當地的原住民提醒我,標(放)蝴蝶應該要減少傷亡。所以我們建立了一套SOP,讓沒有一隻蝴蝶因標放而受傷。生態拍攝也是一樣的。」
他以拍攝紫斑蝶的現場為例,說明有的拍攝者會搖樹,好讓停歇的蝶群飛起,「但那是蝴蝶在逃難啊!那畫面很煩躁。」蝴蝶的姿態是一面「鏡子」,導演採取什麼樣的策略來呈現被攝者,反射自己與鏡頭前的現實世界的關係,涉及的是美學,也是倫理,「真正美的畫面是太陽照在那棵樹上,蝴蝶做完日光浴後,大家一起達到臨界溫度,然後起飛,排隊、列隊通過你面前。」
詹家龍工作室中的小型棚景(牽猴子提供)
回到本文最開始、也是《消失的紫斑蝶》在片頭提出的問題:如果紫斑蝶消失了? 多數臺灣人可能難以想像一個沒有蝴蝶的世界。畢竟我們從小讀〈莊周夢蝶〉、《梁祝》的蝴蝶愛情;畢竟我們是身分證、護照都有蝴蝶圖樣,登山健行都要隨時留意毛蟲是否掉落肩頭的蝴蝶王國子民——因為靠太近了,太普通了,反而對周身常在的生命無動於衷。
但對詹家龍來說,這是一個可能存在、需要費力迴避的世界,「紫斑蝶對我來說就像家人,你最容易傷害的對象就是家人。紫斑蝶跟你住在一起,要等到有一天,你家人死掉了,你才會發現他的重要性;像空氣,你不覺得它重要,直到它消失了。」
生態保育是個艱難的議題,涉及太多非理性的主觀判斷,比如為何社會大眾似乎更在乎石虎而非蝴蝶的存活?為何同伴動物與野生動物的保育始終在對立面拉鋸?「家人」的重要性顯然也涉及主觀的愛,如果我們身而為人的價值與意義,有部分是經由與其他生命相遇所建立,我們就該同樣珍重這些給予人陪伴、啟發,以及因人類而折損的非人生命。
詹家龍分享,多年前英國廣播公司(BBC)來臺拍攝紫斑蝶生態,他作為嚮導為團隊引路進入茂林國家風景區,「記者對我說,他一天在臺灣看到的蝴蝶,比他一輩子看到的蝴蝶還要多。英國蝴蝶只有三、四十種,而且只有在某個季節會出現;在臺灣,蝴蝶全年都有,冬天還是蝴蝶最多的時候,像是茂林。」詹家龍強調,蝴蝶是臺灣最特殊也最普通的生物,而紫斑蝶是全臺灣最普遍,因而如家人一般,最特別的蝴蝶。「保育不是一個人就可以了,要全臺灣的人參與。」
大學時參加棒球校隊的詹家龍,認為生態保育應該「像一個球隊,要有人支持你,而且這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政府、民間單位、企業是他研究、保育紫斑蝶的關鍵支持者,而《消失的紫斑蝶》更有文策院投資的「天使放大」挹注資金,加上「貝殼放大」團隊進行群眾募資放映,共募集了1,673人推動該片上院線;從政策面推動鼓勵影視投資,到募資階段試驗市場反應,串接資金與市場,集眾人之力讓更多人看見紫斑蝶。
但看見之後,還需要行動。
他以「登山」比擬召集保育夥伴之路,山路或許難行,但路途總有讓人興奮的未知風景,「以前大家不喜歡,現在去戶外變有點時髦。我覺得生態保育也一樣,也能變成一種時尚。」
(註)參考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111 年墾丁國家公園紫斑蝶遷移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