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張慧慧

攝影／汪正翔

想像一個沒有紫斑蝶的臺灣，會很困難嗎？

面積3.6萬平方公里，僅日本十分之一的臺灣，因地理條件獨特，造就豐富複雜的蝶相。根據統計，臺灣本島目前有近四百種的蝴蝶，在戰後的六〇年代，全臺有數萬人靠蝴蝶加工業維生，在國際間闖出「蝴蝶王國」的稱號。

其中，龐大的紫斑蝶家族在王國中不算特別，「我以前說紫斑蝶是垃圾蝴蝶啊！」導演詹家龍說，紫斑蝶分佈全臺且數量最多，讓年少時期只追著稀罕蝴蝶跑的他不把紫斑蝶看在眼裡，卻沒想過那曾目睹五十萬隻蝶棲息的高雄茂林紫蝶幽谷，會在千禧年前被剷平為停車場。他回憶中，「將空氣都染成紫色」的紫斑蝶一只也不剩了。那一刻的驚慌，推動詹家龍展開日後的旅程。

「從我講『垃圾蝴蝶』這句話開始到現在，我都在保育紫斑蝶，這是莫非定律。」這二十年來，詹家龍不只投入保育、推動生物廊道計畫，亦執起導演筒，花五年追蝶，透過高速攝影機拍攝，交出《消失的紫斑蝶》（2023），除了募資讓影片進院線，也拉企業贊助跑校園，讓臺灣人重新看見自己土地的生命與困境。

圓翅紫斑蝶，《消失的紫斑蝶》劇照（牽猴子提供）

詹家龍畢業於中興大學昆蟲系、臺灣大學昆蟲學研究所，畢業後先後在《自由時報》、《民生報》（屬聯合報系，2006年停刊）當記者，後來辭職進部落研究、保育紫斑蝶，並推動多項行動，貫穿他生命的中軸是蝴蝶。按他的「官方說法」，一切的開始是童年時姑姑送的《臺灣的蝴蝶世界》圖鑑，他因此成為研究者、保育者與導演。他打趣地形容：「這是必然的事情，你可以講『蝴蝶效應』。」

那非官方說法呢？「那是早就已經決定的事情，是量子糾纏。先有結果才有過程，才回來找原因——但這是在找藉口，來合理化行為。」講話很慢的詹家龍面對這顯然已回答無數次的問題，長篇大論了起來，「對我來講，去做屬於自己天賦的事情，就是一個很自由的、勇敢的人。可是在臺灣，卻是傻瓜精神，是癡人。」

他的天賦在三重老家旁的一塊草坡養成，「住在都市裡，蝴蝶偶爾飛過來，覺得好珍惜啊。會覺得：哇！今天又出現一隻！」為了尋找更多蝴蝶，少年詹家龍會騎一輛高出他身高許多的老鐵馬，一路站著踩踏輪到八里，如今他的「路野生態影像有限公司」所在地，當時仍是一整片的海岸森林，蝴蝶漫天飛舞。但在資訊相對缺乏的七〇年代，一個孩子怎麼知道要騎少說一小時的車來八里？「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你就自己會去想辦法。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當他以記者身份在1999年重返茂林，驚覺高中時期所見的紫蝶幽谷消失了，隔年便辭去工作，進入當地魯凱部落進行保育。他學族語、跟族人博感情，從一名研究者、報導者，成為行動者。

就是這樣，他在2005年發起紫斑蝶標放，並被蝶會延攬與農委會一起號召義工，推動全國的紫斑蝶標放，尋找蝶道，進而在紫斑蝶遷徙路線中，帶動高速公路工程局的「國道讓蝶道」計畫，大幅降低紫斑蝶被路殺的機率，成為國際注目焦點。

就是這樣，他拿起攝影機拍攝他用心費力維護的生命，透過《消失的紫斑蝶》，我們才知道紫斑蝶的蝶道路阻且長。

大英博物館出版《蝴蝶》（Butterflies，2000），列名世界兩大越冬蝶谷：一是墨西哥的帝王蝶谷，另一個就是臺灣的紫蝶幽谷。在臺灣，每年蝶群集體南飛避冬，主要分布在屏東大武山周邊大大小小的蝶谷，清明節前後蝶群會經高速公路北返。除了路殺危機，更多是因都市開發與全球暖化，讓蝶群數量日益減少，《消失的紫斑蝶》也提到，臺灣有四種常見的紫斑蝶，其中，「大紫斑蝶」已於六〇年代絕跡。

但要如何讓影像後的真實世界觸碰人心？任何災難的揭露，若只是用科學數據、奇觀影像號召倫理、道德訴求，無法喚起觀者共感，拍再多都沒有用。

詹家龍舉《我的章魚老師》（My Octopus Teacher，2020）為例，讚美本作是生態紀錄片中「研究者現身說法的極致」。片中透過一名電影工作者探索人與動物的關係，召喚觀者共感，讓許多人觀影後都大呼難以再面對餐桌上的章魚。

有趣的是，《消失的紫斑蝶》並無研究者角色現身，反而以第二人稱的敘事架構，淺顯易懂地呈現了紫斑蝶的一生。這挑戰了臺灣生態紀錄片的悲情傳統，詹家龍試圖用相對輕盈的方式，讓觀者同感周身非人生命的喜悅與困境，「我把紫斑蝶當人，紫斑蝶的一生，也是對應到人生。我希望能拍成像周星馳的電影，讓觀眾很舒服、輕鬆地把一部片看完。像《阿凡達》（Avatar，2009）不講環保，可是它就是環保片，這是我的目標。」 

但他也表示，映後有觀眾回饋，這少了逼使思考的力道，「他們認為有悲情才有思考，像周星馳的電影看完就過去了，不會去意識電影背後的涵義。」詹家龍皺起眉頭，認為影像召喚的行動也有極限，「 《看見台灣》（2013）之後，臺灣還是一樣啊，污染沒有消失，浪費沒有減少。」

2023年7月詹家龍前往墾丁護蝶，圖為參與民眾與相關組織成員（詹家龍提供）

採訪前一天，詹家龍剛結束屏東的紫斑蝶遷移調查與舉牌護蝶宣導行程，「這部電影以後，反而是我自己被啟發了，又去墾丁做蝴蝶（的保育工作）。」

2022年，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後稱「墾管處」）委請詹家龍調查紫斑蝶在不同季節的遷移現況，他將墾丁比擬為紫斑蝶的「育嬰房」，這座臺灣最早成立的國家公園，保留了全島最後一片平地森林，「馬鞍山整座山都是紫斑蝶的幼蟲的寄主植物，光是那一座山應該就有至少十萬隻的紫斑蝶。」而初夏正是初孵化的紫斑蝶從南往北到中央山脈，沿途尋找蜜源及避暑的時節，詹家龍曾觀測到最多每分鐘高達1,200多隻的紫斑蝶往北遷移，估計總量達10萬隻。

他在研究報告中指出，在紫斑蝶傷亡最嚴重的台26線省道南灣至核電廠全長約700公尺的路段，「可仿效高雄茂林紫蝶幽谷在紫斑蝶越冬棲地周邊道路設置『小心紫斑蝶減速慢行』警告標語，作為保育宣導之用。」（註）

詹家龍開心地分享，這一回到墾丁，他發現一名住蝶道附近的農莊主人，主動印了標語並設置在路旁提醒沿途駕駛，以降低路殺紫斑蝶機率。這位影像創作者回到他的原點，推動他想看見的改變，「拍這部電影困難的部分還是在於，好像更多人知道了，更多人關心，但要怎麼讓別人來一起參與？還是要我自己再去做一些事情。」他分享，未來也計畫與全臺更多蝴蝶生態農場合作，指導栽種合適幼蟲與蝴蝶的食草與開花植物，打造更適合人類與蝴蝶共同居住的環境。

除了保育、拍攝紫斑蝶，他也拍攝政府單位委託製作的生態紀錄片，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島》（2017）、墾管處《微觀墾丁》三部曲（2020）等。他觀察，現階段在臺灣拍攝紀錄片的優勢，在於觀眾理解世界與認識自己腳底下的土地的強烈渴望，「現在的世界沒有資訊落差，每一件事都是攤在陽光底下，大家就越來越渴望真實的故事，紀錄片就是真實的故事。」

詹家龍分析生態影片的兩大必備要素：一是奇觀，二是教育。但他抗拒後者，「我覺得沒有人看電影想被教育，但這是一種魔咒，教育成分少了，觀眾會覺得不夠。我想突破。」他定位《消失的紫斑蝶》是紀錄片，也是電影，為了說好一個故事，他自廢武功。 

例如，他貸款330萬買的超高速攝影機，能以4K畫質、每秒1,000格的速度，放緩蝴蝶的飛行動作。因紫斑蝶拍攝的最大困難處，在於一般攝影機每秒24格的拍攝速度無法捕捉紫斑蝶瞬間即逝的幻紫色，只有超高速攝影機可清楚呈現紫斑蝶翅膀在0.1秒內變化的17種顏色。

《消失的紫斑蝶》以超高速攝影機捕捉紫色蝶翅，圖為小紫斑蝶（牽猴子提供）

他用超高速攝影機捕捉幻色，但並未止步於奇觀式的炫技，「要呈現攝影機、攝影師技術的厲害，我們做得到那種一開始都看不到蝴蝶，然後突然停住，讓蝴蝶一清二楚的鏡頭，但我們拿掉了這些技巧。這也是生態紀錄片跟劇情片的掙扎點，我想把它弄成動物的劇情片，就必須犧牲生態記錄拍攝的習慣。」

「我們做這些事，都是很笨的，為了成就一個故事。」詹家龍說。

說好故事的基本功是情節張力的鋪陳，跌宕的劇情衝突勢不可少，片中鉅細靡遺地拍攝蝴蝶幼蟲成蟲前所遭遇的種種危機，如紫斑蝶天敵寄生蜂破蛹而出，讓觀者驚呼連連，共情同感於肉身之脆弱。另一方面，團隊扛著沉重器材進入自然拍攝，干擾與衝突亦免不了，詹家龍說，他謹守的原則很單純：「沒有一個生物因為你拍攝而受傷、而死亡。」

這是他長年在野外做蝴蝶標放的訓練，「以前認為做研究傷亡難免，可是當地的原住民提醒我，標（放）蝴蝶應該要減少傷亡。所以我們建立了一套SOP，讓沒有一隻蝴蝶因標放而受傷。生態拍攝也是一樣的。」

他以拍攝紫斑蝶的現場為例，說明有的拍攝者會搖樹，好讓停歇的蝶群飛起，「但那是蝴蝶在逃難啊！那畫面很煩躁。」蝴蝶的姿態是一面「鏡子」，導演採取什麼樣的策略來呈現被攝者，反射自己與鏡頭前的現實世界的關係，涉及的是美學，也是倫理，「真正美的畫面是太陽照在那棵樹上，蝴蝶做完日光浴後，大家一起達到臨界溫度，然後起飛，排隊、列隊通過你面前。」

詹家龍工作室中的小型棚景（牽猴子提供）

回到本文最開始、也是《消失的紫斑蝶》在片頭提出的問題：如果紫斑蝶消失了？ 多數臺灣人可能難以想像一個沒有蝴蝶的世界。畢竟我們從小讀〈莊周夢蝶〉、《梁祝》的蝴蝶愛情；畢竟我們是身分證、護照都有蝴蝶圖樣，登山健行都要隨時留意毛蟲是否掉落肩頭的蝴蝶王國子民——因為靠太近了，太普通了，反而對周身常在的生命無動於衷。

但對詹家龍來說，這是一個可能存在、需要費力迴避的世界，「紫斑蝶對我來說就像家人，你最容易傷害的對象就是家人。紫斑蝶跟你住在一起，要等到有一天，你家人死掉了，你才會發現他的重要性；像空氣，你不覺得它重要，直到它消失了。」

生態保育是個艱難的議題，涉及太多非理性的主觀判斷，比如為何社會大眾似乎更在乎石虎而非蝴蝶的存活？為何同伴動物與野生動物的保育始終在對立面拉鋸？「家人」的重要性顯然也涉及主觀的愛，如果我們身而為人的價值與意義，有部分是經由與其他生命相遇所建立，我們就該同樣珍重這些給予人陪伴、啟發，以及因人類而折損的非人生命。

詹家龍分享，多年前英國廣播公司（BBC）來臺拍攝紫斑蝶生態，他作為嚮導為團隊引路進入茂林國家風景區，「記者對我說，他一天在臺灣看到的蝴蝶，比他一輩子看到的蝴蝶還要多。英國蝴蝶只有三、四十種，而且只有在某個季節會出現；在臺灣，蝴蝶全年都有，冬天還是蝴蝶最多的時候，像是茂林。」詹家龍強調，蝴蝶是臺灣最特殊也最普通的生物，而紫斑蝶是全臺灣最普遍，因而如家人一般，最特別的蝴蝶。「保育不是一個人就可以了，要全臺灣的人參與。」

大學時參加棒球校隊的詹家龍，認為生態保育應該「像一個球隊，要有人支持你，而且這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政府、民間單位、企業是他研究、保育紫斑蝶的關鍵支持者，而《消失的紫斑蝶》更有文策院投資的「天使放大」挹注資金，加上「貝殼放大」團隊進行群眾募資放映，共募集了1,673人推動該片上院線；從政策面推動鼓勵影視投資，到募資階段試驗市場反應，串接資金與市場，集眾人之力讓更多人看見紫斑蝶。

但看見之後，還需要行動。 

他以「登山」比擬召集保育夥伴之路，山路或許難行，但路途總有讓人興奮的未知風景，「以前大家不喜歡，現在去戶外變有點時髦。我覺得生態保育也一樣，也能變成一種時尚。」

（註）參考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111 年墾丁國家公園紫斑蝶遷移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