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現場：聽他們說創作

抵達現場，把故事說給世界 ——專訪《雪水消融的季節》導演羅苡珊、製片陳詠雙

2024-09-25

採訪撰稿／劉佳旻
攝影／陳佩芸

 

電影開始，登山靴踩踏在起著濃霧的雪地上，看不清楚前路；靴底咬著鬆軟的新雪，發出澀滯難行的聲響，每一步都艱辛。我們跟著鏡頭進入雪地的黑夜，頭燈的微小亮光能照見的極為有限；無光的夜裡連一步外的區域都模糊在光的邊緣，鏡頭卻在沒有方向的所在不曾停止探索。這個開頭彷彿預示了羅苡珊帶著《雪水消融的季節》一路抵達各個現場的旅程。

 

一則尼泊爾山難事件，至今仍然可以在網路上查找到許多留下來的誤植新聞。在多山的台灣，山卻成為各種孵育著難解傳奇、仿若有著神秘結界而使人卻步的場域，以至於這場僅管是遠在尼泊爾的山難事件，卻也圍繞著各種輿論揣測。劉宸君與梁聖岳於2017年1月前往印度，「於2月底入境尼泊爾，並進行預計一個月的塔芒與藍塘山區健行，3月中旬遇到該季節罕見的大雪，受困於納查特河谷旁的岩石洞穴」（註1），兩人的摯友羅苡珊，當時亦在泰緬邊境、印度進行獨自旅行，並預計與兩人於尼泊爾會合。不過三人最終沒能共同繼續這趟旅程：羅苡珊在緬甸與印度發生疑似瘧疾的病徵，只好中斷旅行回到台灣；而劉宸君與梁聖岳在河谷旁的洞穴因大雪受困47日，最後劉宸君在獲救前三天離世，梁聖岳獲救。

 

導演羅苡珊抵達山與各個現場，編織出《雪水消融的季節》。（羅苡珊提供）

 

「把機器架起來開始拍，
就好像有第三個人來幫我見證這一切，讓我記得」

 

開始拍攝《雪水消融的季節》的動機再單純不過：活下來的人想為離開的人留下故事。「聖岳回到台灣後，我們都很想替宸君完成他的遺願、延續他想要活著的渴望。」羅苡珊說，上大學後第一次在臺北看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產生了很大的震撼，「原來這些導演以非常獨立的方式製作出來的紀錄片仍能讓人深受吸引，也讓我發現電影有其他不同的可能性。」然而山難事件後，對於如何留下宸君的故事，或許更多出於當下想要記錄、留下什麼的本能。

 

不過羅苡珊坦言，最初始的拍攝都還只是在摸索機器的基本技術——他借來一些最基本的拍攝器材，「只是把它架起來記錄什麼，對我來說就有一種安心感，好像有第三個人來幫我見證這一切，留下一些東西，好讓我記得。」

 

原為文字工作者的羅苡珊，執起攝影機的起心動念是為了抵抗失去。

 

拍攝計畫初期與梁聖岳一起進行，因為失去共同最親密的摯友，讓兩人都處於某種亢奮狀態；他們一起生活，共同投入拍攝成為互相與各自的療癒。羅苡珊帶著初期拍攝的素材，來到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主辦的DOC DOC紀錄片工作坊，遇見了後來協助他籌組製作團隊的關鍵人物林婉玉。「那時得到的重要回饋，是大家無法從我的影像和紀錄裡看出我想表達的東西。」他試著採用工作坊得到的建議，從急於想要分析、剖露事件議題的亢奮中放緩，重新進入與梁聖岳的生活日常，靜靜記錄一切、累積素材。

 

這些素材彙整成2018年中旬為新北市紀錄片獎結案的三十分鐘短片，而梁聖岳卻在2019年初退出了拍攝計畫。同年，《雪水消融的季節》獲得了國藝會的補助。

 

「到現場去」，
跟鏡頭一起完成那趟未成行的旅程

 

「有了這一筆補助金，我才有辦法開始詢問有沒有人願意加入這個團隊。」羅苡珊說，「2018年中旬完成的那三十分鐘的階段性短片是我一個人所能做的極限了。」他首先想到的是當時DOC DOC工作坊的導師、既是剪接師也是導演的林婉玉，同時也邀請來聲音設計師澎葉生，林婉玉則找了經常合作的製片卓紫嵐加入，卓紫嵐再找來攝影師蔡維隆，就這樣一個牽一個，組成了製作期的團隊。

 

「婉玉在導演作品《台北抽搐》、剪輯作品《日常對話》裡，展現了她對某種不那麼為人所熟知的、非常態的存在樣態能做到的細膩；卓紫嵐一直都是獨立接案的製片，對獨立製作非常有經驗。澎葉生則是早前就聽過他一些作品，也透過閱讀相關訪談了解他對聲音、藝術的想法，加上他也在做野地錄音，很適合這部片子。維隆則是一個很喜歡爬山的人，對於在山上拍攝也很有經驗，當時他已經拍過一部短片《獨攀者》，也接過一支林務局拍攝巡山員的紀錄片。」

 

《雪水消融的季節》從找尋的步伐出發，似乎註定要羅苡珊完成當年那趟未能成行的會合旅程。2019年，團隊組成，他開始為尼泊爾之行進行田調，預計2020年成行，不過卻遇到COVID-19疫情而中止。2020年，為熟悉山中的工作默契，羅苡珊與團隊成員爬了一趟武陵四秀之中的桃山、喀拉業山，一起在山上過了一夜。「雖然不是為了拍攝出班，但很快樂。在山上需要緊密地生活，一起煮飯、吃飯，這個經驗對後來的製作幫助很大。」

 

拍攝團隊於2020年進行拍攝行前訓前往桃山，圖攝於桃山山頂。（蔡維隆攝影）

 

2021年，羅苡珊參加了ASIADOC印尼日惹紀錄片工作坊（註2），「這個長達一個月的工作坊就像是一個therapy（療程）。」他笑說，工作坊設計由臺灣導演黃胤毓、菲律賓導演約翰・托雷斯（John Torres）以及法國導演洛朗・貝庫雷納德（Laurent Bécue-Renard）三位導師與一系列小作業組成，「它有點像是透過影像的方式讓你休息一下，暫時抽離出你原本的創作案。這個工作坊結束後，我們就去尼泊爾拍攝，那段旅程中，對於拍攝、對影像化的思考，很多養分是來自於那個工作坊。」

 

到尼泊爾現場、回到當時的洞穴拍攝，對羅苡珊來說再理所當然不過，但這卻不是簡單的行程。

 

彼時還沒加入團隊的製片陳詠雙笑說，作為卓紫嵐的同業兼好友，一直在一旁觀察這整個過程。「那是一個很龐雜的製作。紫嵐傾盡洪荒之力把苡珊跟維隆送到尼泊爾、加上在地協調完成這個拍攝後，開玩笑地對我說，『我要轉行了，後期妳有時間就來吧。』」就這樣，陳詠雙加入團隊成為《雪水消融的季節》剪接期與後期的製片。

 

製片陳詠雙曾與多位獨立導演合作，參與影視製作與企劃，在《雪水消融的季節》剪接期加入製作團隊。

回到紀錄片創作：
「個人生命創傷，如何轉化為普世共鳴的情感？」

 

直到羅苡珊到達尼泊爾，我們才跟著他的鏡頭看見當年事件的現場：兩人在大雪中錯過目的地的岔路、在雪中紮營棲身的樹洞旁營地，以及最後那個在溪側的洞穴。當抵達洞穴，羅苡珊試著蹲下身子，想看見摯友離世前看見的景色，鏡頭往穴口外探，卻只有直至遠方天際線的茫然。片子裡他說，他無法待在那個洞穴裡。

 

團隊一度考慮將梁聖岳在另一個訪談中提到的洞穴裡的事情跟這段剪在一起，但最後放棄了這麼做。「我們一直在做反市場的剪輯。」陳詠雙對自己加入後的任務設定，並不是市場定位、不是行銷，而是跟羅苡珊一起反覆辯證、找到這部片屬於自己的聲音。「在剪接過程中也需要更積極地去跟宸君的家人、聖岳的家人還有聖岳本人去溝通。我希望作品所承載的影像進入大眾視野時，我們不會後悔放入這些東西。」

 

也因此，她與羅苡珊、剪接師林婉玉三人組成了剪輯群組進行了綿密的討論，同時跟著羅苡珊在2023年一同參與了山形紀錄片道場駐村工作坊（Yamagata Documentary Dojo3，註3）。迥異於日惹工作坊，道場工作坊以剪接師與導演共同組成的導師群——包含法國剪接師雪美蓮（Mary Stephen）、日本紀錄片剪接師秦岳志（Hata Takeshi）；以及共同創作的中日獨立導演夫妻黃驥（Huang Ji）與大塚龍治（Otsuka Ryuji）。陳詠雙認為，作為外部觀眾，這些導演與剪接師協助了把原來相對龐雜的視角分岔慢慢統一，讓敘事回到導演羅苡珊身上。

「雖然這是一個講特定事件、特定人物的死亡，但我希望這個特定的哀悼方式能夠傳達出一種普世性，透過與其他人、甚至是國際影人的交流，我個人的生命創傷，就慢慢成為能與他人對話、能產生共鳴的，更普遍的情感。」羅苡珊說。

 

這個工作坊讓他們結識了道場工作坊的主辦人，也是山形影展資深策展人藤岡朝子（Asako Fujioka），她以多年來對國際紀錄片的觀察提供了許多國際提案會的建議。「特別是韓國的DMZ提案（DMZ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她甚至飛過來跟我們一起練習、準備。」陳詠雙說，片子也確實在DMZ獲得粗剪提案優選。後來，藤岡朝子更進一步成為共同製片，協助在日本的發行。

 

攝於山形紀錄片道場駐村工作坊，前排左三為藤岡朝子、左五為羅苡珊、左六為陳詠雙。（羅苡珊提供）

 

提案會作為資源：
國際交流、獎金，開展跨國合製機會

 

2023年道場工作坊後，羅苡珊與陳詠雙兩人便繼續馬不停蹄地參與國際提案會，然而對他們而言最關鍵的一場，卻是在臺灣、由文策院主辦的TCCF創意內容提案大會（Taiwan Creative Content Fest Pitching Conference，以下簡稱TCCF Pitching）。「他們找來印尼提案會Docs by the Sea總監、擁有許多國際人脈的Gugi Gumilang來組織紀錄片專場，因此工作坊的導師包含了創辦歐洲紀錄片協會DAE（Documentary Association of Europe）的Brigid O’Shea與常駐台灣的如雷（Relay Video）內容總監Abram Sitzer。」羅苡珊說，也許是因為場地就在臺灣，因此工作坊氣氛相對輕鬆，也能在與國際決策者（decision makers）遊逛觀光的非正式交流中展開更多對話。

 

後來《雪水消融的季節》順利在TCCF Pitching拿下最大獎，補足了後製工作中的資金缺口。「獎金當然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最後拿到了大獎，但嚴格說起來TCCF Pitching給紀錄片的獎項機會太少了。」陳詠雙認真地說，相比起來韓國DMZ由於是以紀錄片為主，提供的獎金獎項也相對地多。然而，羅苡珊也說，不同於劇情片提案只能以劇本或大綱來表達，在各種類型的影片創作提案中，紀錄片相對的優勢是「能以影像來直接說故事」這點，因為參加提案的時候多半已經有拍攝素材。

 

另外，也因為TCCF邀請了維也納的國際發行片商Square Eyes執行長Wouter Jansen擔任評審，羅苡珊與陳詠雙有機會將影片推介給Wouter，Square Eyes後來也成為《雪水消融的季節》海外發行。羅苡珊解釋：「他們的宗旨是幫無法在主流片商中發行的影片被看見，因為選片品味獨到，選的片子也經常在柏林、坎城、威尼斯三大影展獲獎。」陳詠雙笑著補充：「以品牌來比喻，他們有點像是獨立發行片商中的蘋果（Apple），是人人嚮往的品牌代表。」

 

有了Square Eyes作為海外奧援，2024年《雪水消融的季節》也開始現身於各種類型影展，不僅在2024年4月在瑞士真實影展（Visions du Réel）進行全球首映，也於5月在韓國全洲影展主競賽單元亞洲首映，另外包含義大利的特倫托（Trento）山岳影展、美國Frameline酷兒影展；6月這部片終於首次回到家鄉，在台北電影節進行臺灣首映。

 

影展的話語生態系：
高度仰賴資訊中介者為節點

 

飛了世界一圈，兩位影人怎麼看待國際影展生態？

 

羅苡珊觀察，在歐陸影展中，亞洲的聲音仍然相對地少；而現在國際影展往往會競爭影片的首映權，也讓海外布局多了一些複雜的連動性。陳詠雙則認為，儘管部分影展會籌設如東南亞專場，但在各大影展選片上都相當仰賴資訊中介者，「像是在瑞士真實影展，Asako（藤岡朝子）帶我們認識了芬蘭最大的紀錄片影展選片人，那位選片人說：『老實說，每年光要追歐洲影展我都忙到爆炸了，像亞洲這些好片子，真的很需要你們幫我推薦。』」因此對臺灣製片或創作者來說，嘗試參加國際創投會成為重要的機會。兩人也異口同聲笑說，「當然，參加TCCF Pitching這樣的平台，也是很好的契機。」

 

另一方面，國內的紀錄片創作生態仍高度仰賴補助。「補助最極限就是只能讓片子拍完，再多的也沒有了。」羅苡珊說，儘管現在也有一些紀錄片計畫開始尋求國際合製，但除非像吳璠有學生時期就結識的菲律賓導演／製片夥伴Venice Atienza，或像是黃胤毓常駐日本、或像是移居臺灣的義大利／台灣籍製片陳璽文（Stepheno Centini）、有多次國際合製經驗的黃茂昌等已有既定管道容易觸及海外資源的創作者，否則臺灣的紀錄片工作者多半仍處於單打獨鬥、有多少錢做多少事的狀態。「而僅靠國內補助所得的資金，也很難達到與其他國家合製所需要的已到位資金門檻。」羅苡珊說，不過是否要以國際合製來啟動或完成創作，仍然要回歸到主創團隊、作品性質與製作的複雜程度，「有些題材想對話的就是在地觀眾，國際合製可能稀釋掉珍貴的在地性；而國際合製也會產生大量的溝通、交通等各種成本以及更多繁瑣環節，不一定適合每部片。」

 

《雪水消融的季節》成功地打破了國界壁壘，透過參與團隊的人們一點一滴拓展，讓個人生命創傷慢慢展開成與世界共鳴的生命故事。

 

問羅苡珊，完成這部片子的意義是什麼？

 

「電影是必須集體合作才可能繼續下去的創作，同時你必須把自己帶到某個現場、才能拍到某些東西，這與過去我所熟悉的文字不同。到達那些地方的勇氣，也讓這個作品不再只是面對死亡，而是轉化成怎麼活下去，然後繼續活著。」他真誠地說：「對我個人來說，這個轉化就是與自己最重要的和解，也是這部作品最大的意義。」

 

 

（註）

1. 引用自劉宸君，《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之作者簡介。
2. 詳細可延伸閱讀羅苡珊，〈我們無不與我們的電影共生存——記2021 ASIADOC印尼日惹紀錄片工作坊〉（上）、（下）兩文，刊載於《紀工報》網站。
3. 詳細可延伸閱讀羅苡珊，〈通往內心深處的窄路：記 2023 年日本山形紀錄片道場駐村工作坊〉，刊載於《放映週報》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