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現場：聽他們說創作

紀錄片療癒了自己，更與家人和解——《神人之家》導演盧盈良的創作故事

2022-11-18

徐禎苓／採訪撰文
Rafael wu／攝影

 

「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我只是很安分地把作品呈現好，從沒想過參展、得獎，或者觀眾從我作品得到什麼。」

 

說出此話時，盧盈良執導的《神人之家》已在今年臺北電影獎一口氣摘下百萬首獎、最佳紀錄片、剪輯與觀眾票選獎，被媒體封為本屆贏家。

 

《神人之家》曾獲2019年文策院與金馬創投會議合作設立之「WIP文策院原創獎」，2021年入選威尼斯創投雙年市場展，同時獲文策院「國際合作投資計畫」投資支持，今年更將角逐第5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然而，談起臺北電影獎那夜魔幻時刻，他始終謙退。「關於拍片，我覺得自己還是幼稚園階段，很天真去吸收、想像形式。」他說。

 

他選擇紀錄片作為說故事的形式，是緣於紀錄片的「真實」。所謂真實，指不影響現實事件發展的方式，導演捕捉到想要的內容，這份貼合真實的特質如光，驅動他往紀錄片之途，自學生時代到現在，沒有改變。

 

喜歡能自由拍攝，因而成為拍紀錄片的人 

 

幽黯黑盒子裡，他正凝望螢幕，那是第一次，他發現自己可以徹底遠離現實，像《納尼亞傳奇》裡的衣櫃，打開就走到另個世界，那麼自在自適。

 

「我們家在嘉義民雄，很鄉下，」盧盈良頓了頓，讓時空倒轉，回到離家的起點，二十四年前，他還只是高職生。當時社會風氣保守，生活幾乎圈囿在熟悉的人事物。「家裡很多不太好的事，讓我有很大的無力感，想自我放棄。」卻因為打工接觸電影，絕地逢生處忽然起飛了。

 

「想成為影像工作者」的念頭在盧盈良心中發亮，亮得難以忽視。「既然想走這條路，何不趁這個機會離開」，他想，但不只是想，幾乎是奮力一搏。高職畢業，他對母親說：「我要去拍電影。」彼時母親為家庭生計張羅，生意忙得沒日沒夜，幾乎沒有餘裕在小孩身上。母親回：「好啊，你有才調（臺語，指有能力）就去。」盧盈良沒有二話，收妥行囊，搭上野雞車，來到臺北。

 

來到臺北，沒工作沒住所，他在車站過夜。隔日，尋著報紙租屋廣告，在三重的天臺找到落腳處，又馬不停蹄找工作。生活方告安頓，BBCall響，是母親。他打電話回家報平安，母親才意識到兒子真正離開了。而這已經是兩天後的事。

 

「那時太年輕了，對社會許多事情感到不滿、不解，不知道怎麼發洩和處理，」他回顧那段離家記，有笑、有心疼、或許還有一股氣，「去試試看，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找個理由讓自己繼續過下去。」

 

 

後來盧盈良在西門町附近當兵，放假經常往真善美戲院跑，他還記得看過的電影，《三輪車伕》、《暴雨將至》、《在黑暗中漫舞》⋯⋯，一部接連一部。「我是藝術電影掛的」，他笑說，「電影於我最重要的是生活的真實感，透過電影反映現實生活某種更高層次的影像話語，有詩意夢幻，那才不會失掉我們對電影的期待。」

 

「我看電影注重感覺，必須有東西勾著我，可能是內容，或形式特別。」從事電影工作後，他看電影想得更多了：「會試著去串聯劇情，思考為什麼這個導演會這樣拍？若是我，會怎麼拍？就像為什麼《神人之家》是自己拍？如果別人拍會怎樣？高度在哪？」

 

退伍，他早上在廣告公司工作，晚上到臺中技術學院上課。畢業時，他製作一部短片《覓光》，回嘉義老家拍攝家人。「我想透過拍片來梳理自己和家庭問題，」他說完，一陣豁然開朗，「原來那時就已經種下拍《神人之家》的種子。」

 

後來，在臺灣藝術大學電影研究所創作組求學，他積極參與各大短片競賽，屢獲首獎。「我不是個有自信的人。」他說，因而每次得獎除了肯定，更具莫大鼓勵，「那Push我去學習、理解更多。」他的腳步越走越穩越定。

 

筆直的路怎麼走都難免遇到十字口，他在畢業作品的岔路上方向未明。「是不是可以試著拍紀錄片？」朋友建議，他們在報紙的社會版上注意到腦麻小孩以馬術復健的新聞，也許能進一步透過影像追探下去，他想了想，決定著手拍攝《小騎士闖通關之美夢成真》。「在所有電影類型中，紀錄片的真實，以及能在形式、內容各方面靈活自由拍攝最吸引我」他說，「我很喜歡自由，拍完那部片後，決定要專職拍紀錄片。」

 

以紀錄片訴說自身困境，向過去道別

 

紀錄片形式萬千，「我以事件敘事，帶領觀眾，從我的視角一起經歷過程，不上訪談字幕，直接傳遞訊息感受。」盧盈良慢慢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敘事風格。

 

觀看他的作品，經常透過主觀的語言鏡頭傳達出來，彷彿能讀出當年那個對社會不滿的少年。「我的紀錄片深層來說都和自身的困頓有關，拍攝對象都投射著我曾經很深的傷痕，」話說到一半，他默然不語，一雙大眼湧出水珠。他吸了吸鼻子，重新續上未完處。「小時候我們一直在搬家，到哪裡都是新來的，常被欺負、霸凌，當時難以理解為何這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那種情緒我特別可以理解。」

 

好比2018年紀錄片《牧者》呈現的人權議題，同志在信仰的壓抑下無法全然做自己，其實與盧盈良的生命經驗頗像。「我覺得神反應在生命歷程有深刻的痕跡，痕跡有痛、有光榮印記。」他說拍完《牧者》，很長一段時間，他重新回顧自身，「我在臺北從來不跟別人說家裡的事情，心裡總是逃避，那段日子家裡好像是空白的，由於沒有好好處理，放久了，自然衍生空虛感。我覺得不能這樣下去。」

 

彼時，剛好出現契機。母親央請他為自己拍照，看似稀鬆平常的事，卻樹枝般拓衍繁多的思考。「我長年拍攝別人，觀看別人的家庭，我要怎麼面對自己家庭？」他說，「可能我的年紀也有了，開始羨慕有些人有許多家庭素材，我答應我媽拍照，順便帶攝影機回去，拍一些影像。」

 

這個「順便」讓整個家慢慢有了轉變。「其實我們家的氣氛很凝重，幾乎不講話。」例如《神人之家》一開場，哥哥與父親各執餐桌一側，數分鐘，父子倆沈默不語，以為誰會開口，卻什麼都沒有。「我們家說話的時候都是在罵人，」他笑了笑，「不過剛開始拍，我躲在攝影機後面，大家都稍微安分。不過時間久，大家習慣攝影機，又開始恢復本來面貌。」

 

姑且不論攝影機的存在是否習慣，家人始終從來不曾問他為何拍、拍什麼，與其說是信任，不如說畏懼。「他們很怕問太多，大家吵起來，我可能隨時回臺北，」他說，「開始拍攝後，他們不時打電話給我，問我要不要回家拍素材，那好像變成一個要我回家的理由。」過去那個逃避回家、畏怯接到家人電話借錢的他，試著重新正視「家」。

 

「《神人之家》原本沒有打算拍成作品。」他回顧作品起點，出於偶然。影片一開始屬短片格局，名為《阿志》，打算以通靈哥哥為敘事主軸，哥哥看似有神性，做事勤快認真，卻經常遇事不順，轉型耕種小番茄，明明已問神祭天，仍遭逢失敗。宗教、現實的辯證是其一。但隨著採集素材增加，父親簽賭、生病，母親照料的身影⋯⋯也成為重要風景，「神人」拓展為「家」，將那段長時間的空白用另種方式填補回來。

 

「這個年紀拍《神人之家》是個好機會，去跟十八歲那個惶恐不安的我告別，」他頓了頓，蓄在眼眶的淚水珍珠似滑落。他邊擦淚邊說，「其實很難欸。我不覺得跟誰和解，很多事情只能放下，透過拍片的歷程去理解自己為什麼變成現在的樣子。」 

 

《神人之家》劇照。（傳影互動提供）

《神人之家》劇照。（傳影互動提供）

 

能讓全球觀眾共感，正是我家故事的魅力

 

《神人之家》屢傳佳績，倒不是一開始就神明保庇順順利利，中間也曾遭逢挫折。盧盈良還記得在某個審查會議上，有評審看完影片，評論故事太過個人，「不關我的事」，這幾個字像緊箍咒，「使我不覺得把短片拍成長片是好事」，他的心情始終難以放鬆。

 

2019年金馬創投會議，國際影展或片商會循著創投計畫與導演商談，對影片感興趣的幾乎為歐洲發行商。「他們告訴我這個故事讓他們流淚，」盧盈良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每個家庭都有與我同樣的處境和問題，能在故事裡找到經驗疊合，我才知道我家的故事具有魅力。」

 

那場創投會議裡，文策院與他相聊了半小時，盧盈良沒有多想，紀錄片獲獎原本就難，豈料當年度的「WIP文策院原創獎」首開先例頒發兩部電影，一部是劇情片《無聲練習曲》，一部是他的紀錄片《神人之家》。憶及此，他激動得淌下淚水。

 

獲獎之後，如有神助，在歐洲電影市場受到極大青睞，2022年入選瑞士「真實影展」主競賽單元，影片也首次與法國製片公司合作，他才真正確信，《神人之家》適合製作成長片。「這一切都超級神展開，」他雖然開心，卻又不斷自我惕勵，「要把作品做好，絕對不可以太善待自己，不要輕易放過自己。」

 

最無法放過自己的是剪接，「我很清楚故事細節，但面對海量素材，沒有細心處理的話，很容易變成碎碎念」，此時必須有第三者客觀建言，當法國製片給予建議，「我都說NO」，盧盈良哈哈大笑，「但最後還是都有改，中間來回修改，影片剪了一年多。過程我們都在學習捨去與保留，如何不透過指射性東西和觀眾對話，是很大的學問。」

 

紀錄片在劇情片、商業片環伺夾殺下，逐漸走出一條路來，臺北電影獎連續兩年將「百萬首獎」頒發給紀錄片（上一部為2021年的《捕鰻的人》），顯示這幾年臺灣紀錄片越來越被看見，題材越來越豐富，政府也願意投資及補助。

 

「不過紀錄片申請的預算金常被壓低，很多管道或申請的資源有限，譬如文化部相關單位只要拿過補助，就不能重複再拿別的補助。」盧盈良解釋，紀錄片拍攝無法速成，往往耗費漫長時間，相應得挹注許多資金，政府支持紀錄片是好意，更希望大家可以對紀錄片有更多支持，讓臺灣紀錄片做得更好。

 

《神人之家》將於11月25日起全國正式上映。「說實話，我還是比較擔心臺灣放映結果，大家會不會跑來跟我說：那是你家的事？」緊箍咒再度掐住盧盈良，不過撇除外人，他更擔心家人反應，「說不定看完當場翻臉」他笑出聲來。

 

家人當中，盧盈良更在乎父親，「我滿擔心我爸看了會怎麼樣，畢竟連我媽幫他穿尿布的畫面都剪進去，一般人應該會不習慣或抗拒，可我爸從來沒問過我什麼。」他語塞，眼淚忍不住滑出眼眶，「只是沒想到，他再也看不到了。」在《神人之家》最末，父親靈堂上，兒子在供桌前凝望父親相片，依然沈默，不曉得兒子是否用另種形式，終於能和父親說說話？

 

而今他已著手拍攝下一部紀錄片，內容談論原住民的性別少數「阿嘟」（Adju）。問他面對大眾關注與期待，他選擇退後一格，不驕不喜，淡然地說：「單純把作品做好就好，每部片都有它的機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