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療癒了自己,更與家人和解——《神人之家》導演盧盈良的創作故事

故事現場:聽他們說創作

紀錄片療癒了自己,更與家人和解——《神人之家》導演盧盈良的創作故事

2022-11-18

徐禎苓/採訪撰文
Rafael wu/攝影

 

「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我只是很安分地把作品呈現好,從沒想過參展、得獎,或者觀眾從我作品得到什麼。」

 

說出此話時,盧盈良執導的《神人之家》已在今年臺北電影獎一口氣摘下百萬首獎、最佳紀錄片、剪輯與觀眾票選獎,被媒體封為本屆贏家。

 

《神人之家》曾獲2019年文策院與金馬創投會議合作設立之「WIP文策院原創獎」,2021年入選威尼斯創投雙年市場展,同時獲文策院「國際合作投資計畫」投資支持,今年更將角逐第5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然而,談起臺北電影獎那夜魔幻時刻,他始終謙退。「關於拍片,我覺得自己還是幼稚園階段,很天真去吸收、想像形式。」他說。

 

他選擇紀錄片作為說故事的形式,是緣於紀錄片的「真實」。所謂真實,指不影響現實事件發展的方式,導演捕捉到想要的內容,這份貼合真實的特質如光,驅動他往紀錄片之途,自學生時代到現在,沒有改變。

 

喜歡能自由拍攝,因而成為拍紀錄片的人 

 

幽黯黑盒子裡,他正凝望螢幕,那是第一次,他發現自己可以徹底遠離現實,像《納尼亞傳奇》裡的衣櫃,打開就走到另個世界,那麼自在自適。

 

「我們家在嘉義民雄,很鄉下,」盧盈良頓了頓,讓時空倒轉,回到離家的起點,二十四年前,他還只是高職生。當時社會風氣保守,生活幾乎圈囿在熟悉的人事物。「家裡很多不太好的事,讓我有很大的無力感,想自我放棄。」卻因為打工接觸電影,絕地逢生處忽然起飛了。

 

「想成為影像工作者」的念頭在盧盈良心中發亮,亮得難以忽視。「既然想走這條路,何不趁這個機會離開」,他想,但不只是想,幾乎是奮力一搏。高職畢業,他對母親說:「我要去拍電影。」彼時母親為家庭生計張羅,生意忙得沒日沒夜,幾乎沒有餘裕在小孩身上。母親回:「好啊,你有才調(臺語,指有能力)就去。」盧盈良沒有二話,收妥行囊,搭上野雞車,來到臺北。

 

來到臺北,沒工作沒住所,他在車站過夜。隔日,尋著報紙租屋廣告,在三重的天臺找到落腳處,又馬不停蹄找工作。生活方告安頓,BBCall響,是母親。他打電話回家報平安,母親才意識到兒子真正離開了。而這已經是兩天後的事。

 

「那時太年輕了,對社會許多事情感到不滿、不解,不知道怎麼發洩和處理,」他回顧那段離家記,有笑、有心疼、或許還有一股氣,「去試試看,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找個理由讓自己繼續過下去。」

 

 

後來盧盈良在西門町附近當兵,放假經常往真善美戲院跑,他還記得看過的電影,《三輪車伕》、《暴雨將至》、《在黑暗中漫舞》⋯⋯,一部接連一部。「我是藝術電影掛的」,他笑說,「電影於我最重要的是生活的真實感,透過電影反映現實生活某種更高層次的影像話語,有詩意夢幻,那才不會失掉我們對電影的期待。」

 

「我看電影注重感覺,必須有東西勾著我,可能是內容,或形式特別。」從事電影工作後,他看電影想得更多了:「會試著去串聯劇情,思考為什麼這個導演會這樣拍?若是我,會怎麼拍?就像為什麼《神人之家》是自己拍?如果別人拍會怎樣?高度在哪?」

 

退伍,他早上在廣告公司工作,晚上到臺中技術學院上課。畢業時,他製作一部短片《覓光》,回嘉義老家拍攝家人。「我想透過拍片來梳理自己和家庭問題,」他說完,一陣豁然開朗,「原來那時就已經種下拍《神人之家》的種子。」

 

後來,在臺灣藝術大學電影研究所創作組求學,他積極參與各大短片競賽,屢獲首獎。「我不是個有自信的人。」他說,因而每次得獎除了肯定,更具莫大鼓勵,「那Push我去學習、理解更多。」他的腳步越走越穩越定。

 

筆直的路怎麼走都難免遇到十字口,他在畢業作品的岔路上方向未明。「是不是可以試著拍紀錄片?」朋友建議,他們在報紙的社會版上注意到腦麻小孩以馬術復健的新聞,也許能進一步透過影像追探下去,他想了想,決定著手拍攝《小騎士闖通關之美夢成真》。「在所有電影類型中,紀錄片的真實,以及能在形式、內容各方面靈活自由拍攝最吸引我」他說,「我很喜歡自由,拍完那部片後,決定要專職拍紀錄片。」

 

以紀錄片訴說自身困境,向過去道別

 

紀錄片形式萬千,「我以事件敘事,帶領觀眾,從我的視角一起經歷過程,不上訪談字幕,直接傳遞訊息感受。」盧盈良慢慢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敘事風格。

 

觀看他的作品,經常透過主觀的語言鏡頭傳達出來,彷彿能讀出當年那個對社會不滿的少年。「我的紀錄片深層來說都和自身的困頓有關,拍攝對象都投射著我曾經很深的傷痕,」話說到一半,他默然不語,一雙大眼湧出水珠。他吸了吸鼻子,重新續上未完處。「小時候我們一直在搬家,到哪裡都是新來的,常被欺負、霸凌,當時難以理解為何這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那種情緒我特別可以理解。」

 

好比2018年紀錄片《牧者》呈現的人權議題,同志在信仰的壓抑下無法全然做自己,其實與盧盈良的生命經驗頗像。「我覺得神反應在生命歷程有深刻的痕跡,痕跡有痛、有光榮印記。」他說拍完《牧者》,很長一段時間,他重新回顧自身,「我在臺北從來不跟別人說家裡的事情,心裡總是逃避,那段日子家裡好像是空白的,由於沒有好好處理,放久了,自然衍生空虛感。我覺得不能這樣下去。」

 

彼時,剛好出現契機。母親央請他為自己拍照,看似稀鬆平常的事,卻樹枝般拓衍繁多的思考。「我長年拍攝別人,觀看別人的家庭,我要怎麼面對自己家庭?」他說,「可能我的年紀也有了,開始羨慕有些人有許多家庭素材,我答應我媽拍照,順便帶攝影機回去,拍一些影像。」

 

這個「順便」讓整個家慢慢有了轉變。「其實我們家的氣氛很凝重,幾乎不講話。」例如《神人之家》一開場,哥哥與父親各執餐桌一側,數分鐘,父子倆沈默不語,以為誰會開口,卻什麼都沒有。「我們家說話的時候都是在罵人,」他笑了笑,「不過剛開始拍,我躲在攝影機後面,大家都稍微安分。不過時間久,大家習慣攝影機,又開始恢復本來面貌。」

 

姑且不論攝影機的存在是否習慣,家人始終從來不曾問他為何拍、拍什麼,與其說是信任,不如說畏懼。「他們很怕問太多,大家吵起來,我可能隨時回臺北,」他說,「開始拍攝後,他們不時打電話給我,問我要不要回家拍素材,那好像變成一個要我回家的理由。」過去那個逃避回家、畏怯接到家人電話借錢的他,試著重新正視「家」。

 

「《神人之家》原本沒有打算拍成作品。」他回顧作品起點,出於偶然。影片一開始屬短片格局,名為《阿志》,打算以通靈哥哥為敘事主軸,哥哥看似有神性,做事勤快認真,卻經常遇事不順,轉型耕種小番茄,明明已問神祭天,仍遭逢失敗。宗教、現實的辯證是其一。但隨著採集素材增加,父親簽賭、生病,母親照料的身影⋯⋯也成為重要風景,「神人」拓展為「家」,將那段長時間的空白用另種方式填補回來。

 

「這個年紀拍《神人之家》是個好機會,去跟十八歲那個惶恐不安的我告別,」他頓了頓,蓄在眼眶的淚水珍珠似滑落。他邊擦淚邊說,「其實很難欸。我不覺得跟誰和解,很多事情只能放下,透過拍片的歷程去理解自己為什麼變成現在的樣子。」 

 

《神人之家》劇照。(傳影互動提供)

《神人之家》劇照。(傳影互動提供)

 

能讓全球觀眾共感,正是我家故事的魅力

 

《神人之家》屢傳佳績,倒不是一開始就神明保庇順順利利,中間也曾遭逢挫折。盧盈良還記得在某個審查會議上,有評審看完影片,評論故事太過個人,「不關我的事」,這幾個字像緊箍咒,「使我不覺得把短片拍成長片是好事」,他的心情始終難以放鬆。

 

2019年金馬創投會議,國際影展或片商會循著創投計畫與導演商談,對影片感興趣的幾乎為歐洲發行商。「他們告訴我這個故事讓他們流淚,」盧盈良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每個家庭都有與我同樣的處境和問題,能在故事裡找到經驗疊合,我才知道我家的故事具有魅力。」

 

那場創投會議裡,文策院與他相聊了半小時,盧盈良沒有多想,紀錄片獲獎原本就難,豈料當年度的「WIP文策院原創獎」首開先例頒發兩部電影,一部是劇情片《無聲練習曲》,一部是他的紀錄片《神人之家》。憶及此,他激動得淌下淚水。

 

獲獎之後,如有神助,在歐洲電影市場受到極大青睞,2022年入選瑞士「真實影展」主競賽單元,影片也首次與法國製片公司合作,他才真正確信,《神人之家》適合製作成長片。「這一切都超級神展開,」他雖然開心,卻又不斷自我惕勵,「要把作品做好,絕對不可以太善待自己,不要輕易放過自己。」

 

最無法放過自己的是剪接,「我很清楚故事細節,但面對海量素材,沒有細心處理的話,很容易變成碎碎念」,此時必須有第三者客觀建言,當法國製片給予建議,「我都說NO」,盧盈良哈哈大笑,「但最後還是都有改,中間來回修改,影片剪了一年多。過程我們都在學習捨去與保留,如何不透過指射性東西和觀眾對話,是很大的學問。」

 

紀錄片在劇情片、商業片環伺夾殺下,逐漸走出一條路來,臺北電影獎連續兩年將「百萬首獎」頒發給紀錄片(上一部為2021年的《捕鰻的人》),顯示這幾年臺灣紀錄片越來越被看見,題材越來越豐富,政府也願意投資及補助。

 

「不過紀錄片申請的預算金常被壓低,很多管道或申請的資源有限,譬如文化部相關單位只要拿過補助,就不能重複再拿別的補助。」盧盈良解釋,紀錄片拍攝無法速成,往往耗費漫長時間,相應得挹注許多資金,政府支持紀錄片是好意,更希望大家可以對紀錄片有更多支持,讓臺灣紀錄片做得更好。

 

《神人之家》將於11月25日起全國正式上映。「說實話,我還是比較擔心臺灣放映結果,大家會不會跑來跟我說:那是你家的事?」緊箍咒再度掐住盧盈良,不過撇除外人,他更擔心家人反應,「說不定看完當場翻臉」他笑出聲來。

 

家人當中,盧盈良更在乎父親,「我滿擔心我爸看了會怎麼樣,畢竟連我媽幫他穿尿布的畫面都剪進去,一般人應該會不習慣或抗拒,可我爸從來沒問過我什麼。」他語塞,眼淚忍不住滑出眼眶,「只是沒想到,他再也看不到了。」在《神人之家》最末,父親靈堂上,兒子在供桌前凝望父親相片,依然沈默,不曉得兒子是否用另種形式,終於能和父親說說話?

 

而今他已著手拍攝下一部紀錄片,內容談論原住民的性別少數「阿嘟」(Adju)。問他面對大眾關注與期待,他選擇退後一格,不驕不喜,淡然地說:「單純把作品做好就好,每部片都有它的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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