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站在現場,從懸而未決的地方出發」――精神科醫師作家蔡伯鑫的書寫初心

故事現場:聽他們說創作

「我必須站在現場,從懸而未決的地方出發」――精神科醫師作家蔡伯鑫的書寫初心

2022-11-12

劉佳旻/採訪撰文
陳佩芸/攝影

 

「我最近有一個感覺,就是人其實是很容易『壞掉』的。」蔡伯鑫說,「『壞掉』不等於壞,其實一個人壞掉反而可能是因為那人是個好人。」

 

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們一起坐在基隆長庚情人湖院區他常用的診間裡。院區落在山間,窗外看得見的綠意都是外木山的輪廓,在訪談的盛夏露出蔥綠清爽的神情,偶然午後來的一陣雨也不怎麼陰沉。不過大概因為疫情,看診大廳裡人們零零落落地,多半是醫院的人員。

 

有著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斜槓作家身分的蔡伯鑫坐在診間裡醫生常坐著的那一側,我們則在診療椅這端與他隔著看診桌對話――這並非刻意安排的位置,卻不知不覺就像是醫師與病人的對話情境諧擬。只是這次講故事的,不是病人這一側,而是醫師那一側。

 

他繼續解釋「壞掉」這個詞。「這個詞用來描述大人比較多,常常可能是『大人』在想辦法找到一種方式面對某些現實的狀態。」跟這個詞相對應的,或許是談到青少年時,蔡伯鑫常用的「卡住」。

 

「人在長大的過程中,就是不斷尋找自己與世界的定位,找到你喜歡自己的樣子,找到你覺得這是你想做的事。可是這非常難。我們身邊總有各式各樣的人在告訴我們什麼是『該做』與『不該做』的事。有些青少年面對這些困惑、沒辦法平衡時,可能就卡住了,脫軌了。」

 

《空橋上的少年》中,描寫因拒學、或其他各式各樣的問題來到日間病房的青少年們。「我常想這些青少年真的是壞的嗎?看似在軌道上運行得好好的大人,很多時候不也都可能是壞掉的大人?」這句話蔡伯鑫雖然是笑著說,卻有著難以言喻的苦澀。

 

抵達或是出發, 從「空橋」這個懸而未決的頓點

 


蔡伯鑫以拒學青少年為主題的小說《空橋上的少年》,書寫一位年輕醫師來到青少年精神科日間病房的觀察。這個讓無法登校上學的青少年病患們日間上課、夜間返家的地方,看似像是學校――日間病房設有課程、也有畢業典禮。但就如書裡待在日間病房長達四年、被暱稱為「班長」的少年張朋城跟醫師蔡伯鑫的對話:

 

「我以為,你是這裡的班長?」我說。
「你以為,這裡真的是學校?」

 

日間病房自然不是學校,這個配置了醫師、護理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社工師、特教老師,整合了醫療與教育的現場,成為拒學的青少年們一個暫時的頓點。然而這個頓點充滿了懸而未決的不安:「被卡住」的青少年們,在日間病房如何再度啟動人生?原來「脫隊」的人生,再啟動後要朝向哪裡?

 

「就像空橋一樣,那是一個懸而未決的頓點。」蔡伯鑫說。上下飛機時通過的空橋隱喻著旅行,那可能是出發,也可能是抵達。它是一個始終通往「某處」的通道,持續在移動中的過渡空間,一旦完成任務就消失。這,也像是少年們來到的日間病房,或蔡伯鑫的診間。以「脫隊」隱喻青少年的身心情緒問題與拒學,暗示的是經過「過渡性治療」後最終得要「歸隊」。然而,要回去的隊伍在哪裡?這種迷惘,書裡張朋城這樣說:「……當別人都往前走了,就會發現,剩你一個人。」

 

這種迷惘與苦澀,勾住了蔡伯鑫。遇見拒學個案當時,他結束住院醫師的階段,準備專科醫師考試,正在思考人生的下一步。「那對我而言,也是對未來充滿不確定的時間點。醫師的訓練就像是一個生產線的軌道,每一個時間點要通過層層考核,達到各種標準,達到師長、環境,別人的期待。但結束住院醫師的階段、成為主治醫師,意味著接下來你不再是按指令做事,要成為真正負責病人的人,也要為自己的人生未來做決定。」這種心境上的呼應,讓同樣站空橋上,面向下一站目標懸而未決的張朋城與蔡伯鑫,成了像是鏡像一樣相互映照的敘事。

 

蔡伯鑫說,這個故事被熟識的朋友笑稱是「一個資深個案與菜鳥醫師」的故事,不過他自己更認為是「一個男人與一個男孩,雙向救贖的故事」。

 

自己的旅程、他人的人生都必須鉅細靡遺

 

《空橋上的少年》(左)與《沒有摩托車的南美日記》。

 

《空橋上的少年》裡一半是拒學少年的故事,另一半則是自我追尋式的遊記書寫。那是蔡伯鑫在結束住院醫師、前往新醫院職場前,前往拉達克的一段小小旅程。旅行記事是不陌生的文類,早在2008年他就以厚達四百五十頁的《沒有摩托車的南美日記》為作家出道作,紀錄大學畢業時一趟二十五歲的南美壯遊。

 

「那個年代的旅行跟今天完全不同,沒有Google Map導航,你必須打開地圖對照東西南北在哪裡。」蔡伯鑫笑說。在一個熱血的年紀,去一趟很遠很陌生的地方,經歷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事情,「那是一趟讓人很想留下些什麼的旅程,沿途也用小冊子留下潦草的筆記。但真正開始動筆寫,是當兵的時候。」

 

當兵時,經常待命或無事可做,趁著空檔時他就拿起紙筆來寫。「因為當時不能帶手機,更不可能帶筆電。」於是他只靠著旅行筆記,以記憶捕捉、反覆勾勒那趟難忘旅程,用原始的紙筆書寫構築受困現實中的想像與解放。

 

但《空橋上的少年》中的拉達克之旅,則全然不同。少了南美遊記裡那凝視一切事物皆宛如嶄新的目光,拉達克的旅途更像是無言的修行,像是一個頓點;每一天連目的地都是懸而未決。「那是在層層現實窘迫下擠出來的一趟旅行,去一個心理感受很遠、但不用花很多時間到達的地方。那只是在我有限現實當中的選擇。」

 

儘管狀態不同,兩本書卻都帶有「鉅細靡遺」這個共同性格:書寫者窮盡詞語書寫他雙眼所看見的一切,而讀者們就彷彿穿透了紙頁,跟書寫者並肩站在現場。那鉅細靡遺中,新的物事太多,有時甚至來不及用手去指。

 

這種鉅細靡遺,從他與病患的工作方式中也能看見。描述自己「很在意細節」的蔡伯鑫說:「我會一邊看診,一邊即時打下跟病患對話的逐字稿。」

 

他進一步解釋,「看診過程中,醫師常會將病患口述的經驗化約成某種專業語言,這樣的化約本身已經帶有許多判斷。」逐字稿一方面是拒絕化約框架、也避免其帶來的可能盲區;但另一方面,或許更像是他個人作為旅行者的精神靈魂所感受到的必要性。這些患者的訴說,也彷彿帶著蔡伯鑫去了另一個新的世界。

 

就這樣,這些原本只是被他「一直帶著」的故事,開始慢慢轉化;「或許是醫師身分促使我思考,這些故事如果可以分享給更多人,也許能帶來一些幫助。」


 
在醫病倫理與寫作主體的拉鋸中,書寫如何自由?

 

以醫師身分創作,蔡伯鑫不是第一個;從麻醉科醫師轉職為專職作家的侯文詠寫出《白色巨塔》已經是上個世紀末的事,而近日也有作為血液醫學專家陳耀昌寫出了時代小說《傀儡花》,也被改編成劇集《斯卡羅》。另外,散文作家吳妮民、黃信恩,也都有醫師身分。

 

醫師身分只是一種職業,蔡伯鑫坦言,只不過有別於其他生理疾病科別,精神科醫師要面對的是更接近人的倫理界限,或說更別具某種「責任感」――對他而言,是書寫人受苦的經驗,而非疾病。

 

「我覺得精神科醫師的工作是一種特權,人們進入那個空間,就進入那個『必須說自己的故事』的模式。」但也正因為這種特權,他希望自己的書寫能成為治療的不同形式。

 

然而,當他以紀實的意識動筆少年與自己的對話,卻感受到「被真實捆綁」。「就算取得病人的同意,但寫作時很難不涉及旁人,我永遠可能因為寫出來的東西傷害到誰。」這個倫理性的自覺,在書寫初期,就像是一根鯁在喉嚨的小刺。直到第一版稿子寫完,蔡伯鑫不安地把稿子寄給書中的少年主角朋城本人,卻收到了這樣的回訊:「我覺得,寫作應該是自由的。」

 

這句話雖然沒有讓蔡伯鑫馬上從紀實作者轉成虛構小說創作者,但是卻讓他找到面對醫病倫理與寫作主體的平衡點――「我覺得這本小說不應該是把你的故事拿走、說給人家聽,而是我自身也成為那個故事的一部分。」蔡伯鑫真誠地說,「如果大家都有可能受傷,那我也不能免除其中,必須承受可能會被誤解、可能會受傷風險。」

 

於是,在醫病倫理與書寫的兩難中,蔡伯鑫將紀實故事加入虛構的距離感,然後讓作者在場、現身。他改採第一人稱來書寫,「書中的『我』一方面是我,但又不完全是我,就像書裡的朋城也不完全是他。每一個角色都在真實與虛構之間。但我必須現身。」自己的角色在書中以「蔡伯鑫」現身,對書寫者本人當然也是冒險,「可是只有冒險,我才有可能讓另外一個人真實地投入在關係當中。」

 

這種「現身/在現場」,既是書寫的策略,但也更是工作現場的策略;蔡伯鑫說的「另外一個人」,指的可以是讀者,但也可能是在他診間坐在他對面訴說的病患。

 

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蔡伯鑫坦言,要真正幫助到一個人其實很困難。「作為醫師,我們到底能做什麼,才讓那些被卡住的部分被重新用不同的方式去談論、再看待,甚至被再啟動?」他的結論是,作為醫師,「我必須進去,跟他一起,像跳舞一樣。我可以診斷、可以評估、可以開藥,但更重要的,我跟著他們一起在現場,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說不知道。再一起看看能不能往前一點點。」

 

而書中作者現身,也是帶著這樣的主體意識、透過書寫把讀者捲入其中;「這本書一開始就不允許讀者有機會把它當成只是虛構。我逼迫讀者跟我一起進去,感受到那些真實的、卡住的地方,然後把他自己也放進來,也許去同理、去想像,甚至去察覺自己可能也有那『卡住』、『壞掉』的地方。」

 


讓故事帶來故事,以改編開展文本新生命

 

《空橋上的少年》從2020年就進入文化內容策進院「內容開發專案計畫-出版與影視媒合」入選書單,不過第一年媒合並沒有順利進入改編環節。「當然文策院媒合還是提供多一個平台讓這本書曝光。」不過,從小說改編成影視作品的複雜環節與多方交涉,以及影視戲劇需要面對的觀眾市場與投資規模,都與小說的書寫、出版工作know-how落差很大,這也讓蔡伯鑫坦言,感受到作為原著作者,在其中能著力的部分非常有限。

 

不過他對改編抱持著相當樂觀的態度。蔡伯鑫認為,就像透過書寫邀請讀者「進入」,改編能使這個故事從文字形式中解放;影視改編帶進來不同媒材形式與敘事,有著讓故事擴大的潛力。談起自己最喜歡的改編劇集,是近二十年前,由曹瑞原導演改編白先勇小說《孽子》,「這個劇集以現代的眼光重新為故事賦予新的生命,但仍然沒有偏離其精神。」

 

蔡伯鑫笑說,作為原作者,比較是以謙卑、開放的態度來面對改編:「我希望故事帶來故事。當它今天以不同的形式再出現,就會有它自己新的生命,包括這個故事會離作者原始的經驗越來越遠。但這正是改編最有趣的地方。」對他而言,不管是什麼樣的形式,由故事帶著,讓一些卡住的、本來沒看見的事物,有機會被重新勾起來,就是他的目標。「幸運的話,也許我們就可以不再卡住,或不要成為壞掉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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